1994年，日本學者尾關周二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叫《共生的理想》。這本書是從分析愛知縣一名初二學生因忍受不了同學的欺侮而自殺談起的。這名學生名叫大河。他在自殺前的遺書中寫出了他被欺侮的情況：“我經常被四個學生勒索錢。而今天，怎么也弄不到給他們的錢……我感到悲痛欲絕！從小學六年級開始就有點受欺侮，從初中一年級開始就被強行勒索錢……我經常被他們當作跑腿兒驅使著。而且，有時被迫干我自己感到慚愧而無法辦到的事……”。
　　因忍受不了校內欺侮而自殺的事件絕不止此一起。作者接著列舉了多起類似事件：如東京某中學三年級一學生跳樓身亡。原因是：“放學后，我被A、B、C三個人叫出來，他們對我拳打腳踢，施以私刑。并且硬逼著我加入‘暴走族’(成群結伙騎摩托車或開汽車橫沖直撞的年輕人)，最后讓我在廁所里跪著，他們命令我：‘從明天起穿上80公分的裙子，不許穿馬甲來上學'……我想如果那樣，還是死了更好……”。
　　長野縣的一名中學生從保育院到初中的13年間一直受欺侮，后來懸梁自盡了。他寫道：“對這個世界實在太膩了，所以我選擇了死。我不明白，為什么這個世界上有欺侮人的現象……我希望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欺侮的現象……”。
　　東京一名初二學生鹿川因玩滑板受了傷，一個學校內欺侮人的小集團，便惡作劇地為鹿川舉行了酷似葬禮的游戲，上香、上供，還寫上“別了，鹿川君”，“請安息吧”等悼詞。鹿川因忍受不了這種侮辱，就自殺了。
　　長野縣一名15歲的自殺學生的遺書寫道：“我最討厭學校，因為大家一起要我的命。我更討厭老師，因為他們踐踏我幼小的心靈。”
　　橫濱縣一名5年級小學生跳樓自殺前寫了一篇文章：“學校是人建成的，人們需要學校。但是，上學就會幸福嗎？從前沒有學校，當時，人們反而能自由地生活。”
　　尾關先生在書中寫道：為欺侮所苦惱而發生初高中學生的自殺從1994年5月起，每個月都不斷發生。
　　選擇死的不僅是學生，有些教師也被逼到死亡這條線上。據統計，1984年、1985年，日本有近百名教師自殺。
　　作者認為：欺侮、曠課、家庭暴力、校內暴力、體罰、不軌行為……等等，已經到了使學生或教師自殺、他殺、抑或子女殺害父母、父母殺害子女那樣的互相殘殺、直接進行不折不扣的消滅肉體的地步。如果夸張一點講，可以說學校教育的風景是用“致死病”來裝飾的。與過去“相互毆打之后，相安無事”的欺侮相比，現在的欺侮具有冷酷性、陰森性，長久并且有集團性的特性，排除異己性等等。
　　為什么當今日本社會會出現這樣多的欺侮現象呢？作者在深入分析“欺侮”的過程中，提出了一個新的考察、研究這個問題的視角：欺侮現象往往是采取游戲的形式。其特點是就是“欺侮”和游戲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由于現代社會的發展，電視、游戲機等等的出現，孩子們的玩耍方式發生了改變，喪失了本應屬于他們的真正意義上的“游戲”， 即由原來的群體變成了孤獨，由活動型變成了靜止型，并且由自發變成了被動。過去孩子們的游戲一般是在脫離成年人社會，而由自己組成的伙伴中進行的，他們可 以自由自在、成群結伙地在一起捉迷藏、踢石子，隨心所欲地玩耍，從中學習和掌握社會性和共同性，自然地成長和成熟起來。但是，現在孩子們的成長環境改變 了，玩耍和游戲方式改變了，伙伴之間自主融洽的交流沒有了，畸形心理的產生就成為必然的事情。
　 　作者認為，學生中這種欺侮心理，是富裕起來的日本社會整個人際關系的一種折射，是社會競爭所造成的對人的精神破壞，也是由信息化、電腦化所加劇的一種社 會心理現象。因為這種富裕性是以人際關系、社會關系的貧乏性為代價的。由于激烈的競爭，社會的物質豐富了，人的精神卻貧乏了。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下，孩子 們，特別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們，雖然能接觸各種傳播媒體，擁有過去的孩子無法相比的廣闊世界，但是實際上他們失去了同本地區人們的親近感和心靈的溝通。 他們心靈溝通的對象只能從家庭成員和學校里同班同學中尋找。他們的心理空間被封閉得非常狹窄，從而產生對人的不信任感和孤獨感，并且導致感動、同情心的喪 失和破壞，仇恨心的蔓延?，F在的欺侮，可以說是一種被異化的、被扭曲了的交往。是一種在校園內發生的基于“深仇大恨心”的“仇恨游戲”。所謂“仇恨之心”，是在交往被異化和扭曲之后，受到他人折磨自己無力反抗或考慮到面子不能當場進行還擊，在慢慢忍受的過程中，于內心深處積累起來的“不滿、憎惡、憤怒的感情疙瘩。”
　　這種仇恨之心的“感情疙瘩”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尾關先生認為，就是彌漫于整個日本社會的根深蒂固的對于學習成績的崇拜主義。在日本，從小學時代起，孩子們就整天在學習成績競爭中生活，形成了惟學習(學習實力)的 價值觀，從而喪失了基于相互同情、有信賴感的親密朋友關系，平等、共同的伙伴關系，代之以同學之間支配、壓抑和被支配、被壓抑的關系，或者是孤立的、關系 很淡漠的伙伴關系。在這種同學關系之下，自然很容易產生一種自暴自棄的沖動的心理狀態，引發出兇殘的不良行為和校內暴力。
　　由此看來，校園內的欺侮和傷害問題就不僅僅是一個學校教育或家庭教育、或學生個人問題了。它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是現代文明社會、富裕社會、信息社會在推進經濟進步的同時，對人的“精神破壞”所形成的惡果。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作者開出了藥方，當然不只是改進學?；蚣彝ソ逃龁栴}。他提出一個“共生”的概念，包括共同、和諧、協調、平等、公正等內涵，希望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協調，人于人的和諧、協調(承認種種異質者的共存)等等。他特別提出，物質富裕的社會必須成為精神富裕的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必須具有“關系的豐富性”。因此，要真正地從根本上解決欺侮問題，必須深刻認識欺侮問題的社會根源，從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結合上進行綜合治理。教育觀念上要根本轉變“成績崇拜主義”，要順從孩子的天性，組織開展多種多樣的“游戲”活動，而清除不顧孩子年齡心理特點、脫離孩子內心世界實際的“管理主義”；要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人與人之間努力營造一種“共生”的，即平等、公正、和諧、協調、相互關心、相互尊重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等等。這些，對于個人、對于社會的發展來說，都要比追求高分數、高升學率要重要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